和珅曾言：“自古忠信只修我，谈何驭国。沽名钓誉几多，遑论清浊。书中万般道德，清风翻过，却无济水火。”他的这番话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——虽然书中道德经典层出不穷，但在权力斗争和治理国家的火热现实中，清廉和忠信往往难以奏效。

纪晓岚则回应道：“续盛世太平福祚，积岁而得。岂敢欺善以恶，任其自堕。应之以治则吉，我自当，扬清扫浊。”他表达了对积累和平福祉的珍惜，坚信通过良政可以扫除腐败，维护天下清明。

这两句对口词出自后人创作的《冠世一战·清浊之辩》，巧妙结合了和珅与纪晓岚两人的性格与为官理念。创作者用简洁而精准的文字，深刻描绘出他们截然不同的治国思路：和珅的现实主义带有浓重的功利色彩，而纪晓岚则坚持理想主义的正道。和珅相信靠钱权治理是必然的“清浊共存”，纪晓岚则坚守清正廉洁的治国信念。两者各有千秋，却又各自难以自圆其说。

即使跳脱历史时代的框架，用现代视角审视，也难以简单断定谁的观念更合时宜、谁更有利于民众福祉。毕竟时代变迁，环境复杂，单一的理念难以适应所有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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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他们相隔数百年，但在我们较近的时代，也存在一位广受争议的华人富豪——林绍良。让我们回溯他的创业历程，深入了解这位印尼传奇人物的兴衰。

林绍良，1995年时以184亿美元财富位列全球第六富豪，实为名副其实的商界巨擘。传言他1935年前后为逃避国民政府征兵，年仅19岁便从福建乡村辗转至南阳投奔叔父。初来乍到，他和叔父白手起家，经营一家不起眼的粮油铺，日以继夜辛勤劳作，终于积攒起创业资本。

1945年印尼独立战争爆发，林绍良坚定支持印尼民族解放，秘密为印尼军队运送物资，因而结识了后来成为印尼首任和二任总统的苏加诺与苏哈托。战后，印尼政府褒奖其抗战功绩，赐予多项特许经营权。林绍良迅速积累财富，从小商贩转型为庞大的商业巨头。

这表面上是一段典型的白手起家励志故事，但细究则疑云重重。众所周知，抗战功臣不计其数，而林绍良仅承担后勤支持，何以获得如此丰厚的特权？

于是，流传出另一种颇具“阴谋论”色彩的解释：战争结束后，苏哈托政权为防止本地财阀权势过大威胁政权稳固，意图扶持一支易于掌控的经济势力。林绍良，作为外来且精明的华人商人，正是最佳人选。苏哈托将烟草、面粉、房地产及银行等关键行业特许经营权一一授予他，林绍良借此迅速建立庞大商业帝国，并将丰厚利益回馈给苏哈托家族。

若此为事实，则所谓“白手起家”不过是权钱交易的华丽伪装。

时间快进至1997年，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爆发，波及泰国、印尼等国，导致区域经济严重倒退数十年。许多经济学家认为，东南亚的经济高速发展未能与实体产业相匹配，资本市场被大量“热钱”冲击，埋下金融危机隐患。林绍良式的资本家一味追逐利润，忽视实业根基，无疑加剧了这场灾难。

危机初现端倪时，外资开始撤离，印尼政府设限阻止，反而激起更大恐慌，资金大规模外逃，最终泡沫破裂。东南亚民众生活困顿，积怨深重，愤怒集中指向像林绍良这样的资本巨头。失去政治靠山的他仓促逃离，印尼最大私人银行被政府接管。他的商业大厦遭暴民洗劫一空，最终付之一炬。此后，他定居新加坡，未敢重返印尼故土。

自苏哈托掌权起，林绍良多次与其同桌共进晚餐，两人关系日益密切，权钱交易频繁。权力和财富的交换让他们生活奢靡，却忽视了民众的疾苦。苏哈托执政31年，林绍良随之风光31载，经营跨越四大洲的商业帝国。令人讽刺的是，他曾多次鼓励年轻人勤奋创业，强调“奋斗致富”，却靠特权坐拥巨额财富。

1998年，苏哈托被推翻，家族财富被查高达350亿美元，成为印尼“隐形首富”。其中有多少财富是林绍良“上供”所得，外界无从得知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：没有政治庇护的非法财富，终将成为灾祸的根源。

如果忽视背后复杂的权力背景，人们很容易相信林绍良的励志故事，信奉他的成功秘诀；但深挖之下，这些“灰色”财富积累故事不过笑谈一场。

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指出：资本家对利润的渴望如同自然界对真空的恐惧。利润越高，资本越大胆活跃，甚至铤而走险。为了更高利润，资本可能无视法律，冒险犯罪。若动乱能带来利益，资本甚至会助长混乱，奴隶买卖便是铁证。

这些靠编织励志神话的资本家，正忽视了一个核心真理——真正创造财富的是人民群众。像林绍良这样的致富传奇，表面光鲜，背后却是利益勾结与权力交易的影子，若不揭开真相，只会沦为荒诞的笑柄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